“我访问了尼日利亚，他们告诉我想在2020年以前建成20所世界一流大学，而斯里兰卡也宣称增加高等教育预算，希望拥有至少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昨天在沪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高等教育负责人萨米博士谏言，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建设研究型大学过程中，不要患上“世界一流大学流行病”，为了世界排名与国家声誉而盲目追高。

　　“金钱”无高可比性

　　“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Universities）”没有统一定义，衡量的标准很多，如包括社会捐赠在内的办学资金，以及生均经费等。例如美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3%投入高等教育，相当于平均每个学生可获5.4万美元投入，其中1/3是公共财政投入，2/3则来自社会及私人投入。哈佛大学所获捐赠遥遥领先于英美名校，年度款项达250多亿美元；而平均到每个学生可获的捐赠额，普林斯顿大学则高于其它学校，达160多万美元之多。

　　相对来说，国内大学没有如此多的社会资金来源，由于办学规模庞大，也没有很高的生均经费。如一所“985”名校，来自社会渠道的资金约为1.2亿美元，生均经费仅1.63万美元左右，与世界一流名校的差距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因此专家认为，若从“金钱”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教育投入的可比性并不高，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国际性是一大维度

　　作为教育经济学家，萨米博士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三组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因素群：人才汇聚、资源丰富与管理规范。比如，深谋远虑的领导力、适当治理及有效管理，可使大学获取额外资源更为容易，同时也支持了一流师资建设，并能吸引优秀学生，“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马来亚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均有百年历史，它们其实是一脉两传、花开二支的两所高等学府，但两者的命运非常不同。在如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前50强之列，而马来亚大学的排名在200位开外。据对比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43%的生源来自海外，拥有众多外籍教授；而马来亚大学基本都是本土学生，海外生比例不足5%，外籍教授也极少。

　　世界上一些顶尖院校，国际学生、国际师资的维度水平均较高。萨米举例说，哈佛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国际学生占比分别达19%、18%；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苏黎世理工学院的国际师资占比，分别达30%、36%、37%、60%。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如巴塞罗那足球队这样的顶级足球俱乐部，拥有高比例的国际球员、高水平的国际教练，才会越来越一流。

　　“小”也是美，“特”更是美

　　百余年前，北大西洋两岸出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如今亚太地区成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热土。台湾地区财团法人高教评鉴中心基金会研发处处长侯咏琪博士团队对中国大陆“985工程”、日本 “21世纪卓越研究中心计划”、韩国“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以及台湾地区“迈向顶尖大学计划”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这类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均以巨额投入和重点建设为特点，但她也指出，如何保证这些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提升这些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仍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此次由高等教育研究所主办的研讨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余名代表，95%为海外专家。在他们眼中，贵的大学未必是好大学，大的大学也未必是好大学。对于 “世界一流大学流行病”的健康处方是：“小”也是美，并且要敢于与众不同，因为“特”更是美。同样重要的是，允许办学者有一个长期建设过程，世界一流大学绝不是短期内可以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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