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十几天，将有近万名外省份户籍的高考考生在广东参加异地高考，并享受与广东户籍考生同等的录取待遇。

　　广东推行“异地高考”有一个“三步走”方案：第一步，从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的外来工其子女可参加高考；第二步，从2014年起有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居住证以及缴纳社保的外来工，其子女具有3年完整学籍的可参加高职录取；第三步，2016年起，外来工符合上述条件，其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并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可参加高考。2016年6月，近万名外省份户籍的高考考生在广东各考点参加考试，标志着异地高考在广东落地生根。

　　由于关系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权益，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密切相联，与此相关的任何改革都应该收获公众的掌声。但既然是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实格局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改革往往代表着利益的一次调整。就异地高考而言，如何平衡外省份户籍考生和本地户籍考生的利益就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广东有关部门对这一点并未讳言。2015年，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曾对媒体表示，广东“异地高考”的条件已经成熟，而所谓“条件成熟”的主要论据就是即使加上外地户籍考生，预计2016年报考的总人数也不会超过2015年，因此不会影响户籍考生的录取率。

　　现在看来，这一研判十分准确。据统计，广东高考的报名人数最高峰出现在2014年，共计75.6万人，2015年略微下降至75.4万人，2016年则进一步下滑到了73.3万人。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仅“高考报名人数不会增加”这一条论据就能完全说服对异地高考政策充满疑虑甚至排斥心理的人们，也未免太乐观了。本地户籍考生也许还会追问：如果不曾开放异地高考，随着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的下降，录取率一定会提升，现在因为开放异地高考，如果只是维持往年的录取率，背后岂非仍然是本地考生利益受损？

　　看来，只有推行异地高考这项改革事实上成为“增量改革”的时候，才会弥合利益碰撞后的分歧，转而为更多人欢迎。幸运的是，广东开放异地高考越来越像是一次增量改革，因为在教育部公布的高考招生指标跨省调拨支援计划中，作为人口大省，同时也是外来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规模最大的省份，广东在2016年被列为“生源计划调入省区”，可从江苏、湖北等12个拨出录取名额的省份处，共计获得12400个生源指标。

　　不仅高考总报名人数下降，而且“额外”增加了1万多个生源指标，如此一来，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今年广东的高考整体录取率将有所提高”，这也意味着不论本地户籍还是异地户籍的考生，其实都是异地高考政策的受益者。

　　异地高考成为增量改革，广东做到了。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为了推动教育公平，推出一些增量调整的措施已经具备了物质基础，4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4个省份各重点支持建设一所高校，这应该是增加中西部地区招生生源指标而且最易被各方认可的办法。

　　教育公平千头万绪，里面牵扯着考试公平、区域公平等一系列头疼的问题，其中反映的是户籍壁垒、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等诸多矛盾，可谓至广而又至微。所幸者在于，由于各方对公平这一价值有着共同的追求，启动增量改革又不乏基础条件，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期待相信不会落空。